雷默小说集《大樟树下烹鲤鱼》速评
来源:《长江丛刊》 | 时间:2021年04月16日

生命的富余

——雷默《大樟树下烹鲤鱼》

项 静

看雷默的小说,不由自主地跟南方联系在一起,不唯地域,我们并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可以分享与理清的南方写作特质,只是约略地谈论一种写作的面貌。它可能是简约的因而是留白的,可能是尺度狭窄的也由此而带来情感的密度,它们瞩目于花草虫鱼带来的生活趣味,却并不吝啬于以柔克刚的可能,也未必会忘却借由想象与虚构抵达的大道。比如死亡,詹姆·斯伍德把它看作核心真理,在文学和生活中,我们经常记得真实人物去世的细节,还有小说人物去世的细节,这自然毫不奇怪。他反问到,难道不是因为在这些时刻里,作家从包围着、威胁着让细节灭绝的危险中抢夺来生活的细节,以及细节的生命力吗?这是生命的富余,把生命推至死亡以外,超越死亡。

小说集《大樟树下烹鲤鱼》中好几篇小说写到过逝者,他们在幸存者们的脑海中不断闪回,以儿童的天真未凿之气,把人从世俗烟火和现世情节中短暂拉开,回到童真视域中真假难辨,此世与彼世的交接模糊地带。逝者们(死亡)不是突兀地穿越现实世界,而是借助小说中孩子们的眼睛,或者天真而感伤的情绪。他们还借助时间和技术复生,在真实的世界中影影绰绰,继续着庸常岁月与往事流年的交集。

《祖先与小丑》像是一首关于父亲的散文诗,零零散散的生活细节在父亲去世这个事件增加了一份沉重,法师为不存在的孩子取一个名字,五味杂陈,荒谬与仪式隆重、人心的哀痛,微妙的情绪一波一波地震动在心间。而在父亲去世的头七,“我”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他的模样,越用力想,他的身影越往后退。父亲去世时并不存在的孩子出生后,填补了父亲的空白,奇怪地链接起阴阳两个世界,扫墓的时候,“我”感动于孩子的童言童语,紧紧抱着他,仿佛与过去、父亲融为一体,“失去的都已经回来了”。《你好,妈妈》妈妈去世后,爸爸带着两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他们在各自的内心世界中保存着妈妈的样子,哥哥金甲记忆中的母亲是大波浪披肩发,父亲的衣柜中锁着旧时照片,从未见过妈妈的“我”只能想象着她的样子,父亲带两兄弟离开旧居换一种运气和生活,直到有一天两兄弟重回旧居,仿佛与记忆撞个满怀。《盲人图书馆》盲人在爸爸妈妈离异后,珍藏了一张照片,一直在想象和询问别人妈妈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几篇小说都创造了一种回到过去的装置,怀恋旧时光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补足了现实缺憾的瞬间圆满感。《祖母复活》是一个跨越五十年重新复活的荒诞故事,与祖父阴差阳错彼此错过,是生活中命运中二次错失的爱情故事,雷默的小说仿佛一直陷在一种生活的错失感中,历经生死劫难,是生活的大恸,他把这些处理成淡淡的忧伤与命运的低语,是认清了生活和生命的本质之后,做出叙事选择和姿态,如《你好,妈妈》中金甲金乙两兄弟搬家后,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问自己,我在哪里,他们心心念念的是“那时候,我们完好无损。我们也很快乐”。

雷默还喜欢创造一种陌生者之间互动的情感空间,小说中人物的故事与叙事者之间有微妙的互动。比如《盲人图书馆》盲人持续的来访给图书馆这个既定的平静生活圈带来骚动,素昧平生的图书馆管理员惦记着来阅读的盲人,他的生活、突然的一点改变、身世和未来,搅动了另一个小世界,甚至打破了“我”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大樟树下烹鲤鱼》是同名小说集中比较复杂的一篇小说,小说承载了更多人世的风尚。这篇小说首先是异人异事,大隐隐于市的小人物传奇,老板老庄颇具名士风范和古风,在大樟树下摆两张小桌,不放凳子,客人们都站着吃,全中国都找不出第二家这样的饭馆。他一般只招待熟人,陌生人去,得看他心情,心情不好,给再多钱都没用。老庄一道红烧鲤鱼远近驰名,还有生活的哲学在里面,吃鱼和做鱼都要节制,每次杀鱼都留下一个眼珠,杀到一定的数量,老板毅然结束了烹鲤鱼生涯,留下无数玄想却绝不食言。小说的最后是老庄在当地一个重要人物的丧礼上放生鲤鱼,并亲手雕了一只可以以假乱真的豆腐鲤鱼,以假代真,震动了叙事者和围观人群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容易让人联想起汪曾祺的《异秉》、阿城的《棋王》,仿佛一个遥远时空的故事,跟你我没有多大关系,但又像多了一双眼睛,逼视着我们现世的生活。

雷默的小说与这些性格秉性独特的人物一样,有一种恰切的自适和精神的富余。它可能来自于小城生活的质感,物质世界的规则尚不足以形成牢笼,于是在实名制的风土与虚构故事之间调配出合适的距离感和亲切感,仿佛这些人物与故事散落在我们周围,自由恰切地各自生长存活,不会过多打扰或者刻意去寻求呼应,但你知道他们一直存在,并且安心于他们各自的故事和灵魂波动的弧度。

(项静,评论家、作家,著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集散地》等。)

“悬浮”着的豆腐鲤鱼

——评雷默小说《大樟树下烹鲤鱼》

薛 晓

雷默在其短篇小说《大樟树下烹鲤鱼》里,选择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厨师老庄作为主人公,借助他刀下的一条条鲤鱼,展开了一段对“吃”这一最基础的身体欲望的叙写。生长在这个具有悠久且发达的美食历史的国度,小说里的人物和很多人一样,都被刻在基因里的食欲所驱使,惦念着大樟树下的那条鲤鱼。

食色性也。小说里的食客们不远百里赶向一个还算自然的环境,与那位“没落的贵族”做点儿原始的买卖,有时甚至还冒着煤气中毒的危险,的确是“拼死吃鲤鱼”。在功利至上的现代价值坐标系里,这点儿对食物的苛刻与品位确实显现出些许卑微存活的“浪漫主义”。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个过程中追求这种精神性的渴望。就像老庄说的“食物最早……是为了填饱肚子,往后才是为吃好,吃好分好多种……”在电台“乌托邦”工作的蛋哥和以写作为生的“我”的确是吃出了一点“情怀”,但其他人呢?大樟树这种“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馆子被赋予某种交际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驱车奔向城市周边这样的农家乐里,为的是彰显自己“不俗”的格调。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得到的满足往往是食欲之外的其他欲望。在高举效率、功利与物欲的时代,老庄保存鱼眼的悲悯之心为做饭这种技术性活动注入了非功利的精神内容,但是,他如此精心打造的精神飞地其实也早已被污染了。

我们的双脚早已无法踏在当下,也无法踏在故土。像故事中的“我”一样,长年在外,称自己是“这里人”,一旦回到“这里”,又被当成客人。借用人类学家项飚所指出的一种状态——“悬浮”:人人都忙着追逐一个未来,而“当下”被悬空,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当下”毫无意义。在这个悬浮的时代,一些人不敢降落,一些人不愿降落。对Pink Floyd摇滚乐侃侃而谈的“拜金女”、声称“没有科学,再多的钱都没用”的老头、在饭桌上交流对“国家大事”的想象的普通人,在这个向度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吃饭,更何况是去吃一道让人甘愿驱车半小时去品尝的红烧鲤鱼,这样一个与“当下”、与“日常”紧密挂钩的行为,也被搁置到了一个更远、更高,也更脆弱的地方——被当地人视为神灵的“大樟树下”。的确,在这个还遗存着古朴风味的环境里,写作者更容易寄托他们对传统、信仰的追思与坚守。

这种寄托在文末的戏剧性转折里暴露无余。为百岁老人办白喜事时,大樟树老板的名字才突然出现——“老庄”。有了这个暗示意味明显的名字,主人公身上散发的民间传说味道完全足以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道”的隐喻——雷默本人也提到了这一点。老庄好像庄周笔下的庖丁般游刃有余,“他手握刀具开始在豆腐上停停走走,时而细腻婉约,仿佛于天山溪流深处,拨动琴弦,时而万马奔腾,如百川汇流,翻腾入海”,这段描写的确触碰到了道家所构想的“物我两忘”情境。鲤鱼——卤水豆腐雕刻出的鲤鱼,不再只是餐桌上让食客垂涎且惊异的物质上的鲤鱼,更是概念上的、注入了主人公自我精神的鲤鱼,它在这里进化为类似于“鲲”的存在。作为一道菜品,这道豆腐鲤鱼的至高标准无疑是中国美食精神所标举的“色香味俱全”,而它如逍遥无所待的“鲲”一般,不再假借外物,不再依附那二斤半活生生的鲤鱼身体,却让所有人为之惊艳。这条鲤鱼模糊了虚实的边界,唤醒了早已堕落在物质日常里的人们,唤醒了他们沉睡已久的对“物”的敬畏之心。当下太多人早已无心顾及物我之关系,人们的生活虽已与物质牢牢绑定,但所应留有的一点“物哀”之心早已被物欲消解殆尽。百岁善终的康太爷可以是“彭祖”的隐喻,也可以是作者对“信仰”的寄托。“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在老庄的“大知”与康太爷的“大年”之下,众人虽然不能“匹之”,却依然需要对其保有崇敬与牵念,方才能心安理得地面对那条注视着他们的豆腐鲤鱼。因而当他们用祭祀这一手段把豆腐鲤鱼和康太爷连接起来时,“人群才开始慢慢地活泛过来”。

这个关于“吃”的小小传奇故事像是给这个悬浮时代所作的寓言。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关于“吃”的寓言当作一个提示,时不时去抬头观察一下,那条悬浮于“日常”与“当下”之上的“豆腐鲤鱼”。

(薛晓,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8级学生,宁波大学嘤鸣文学评论社社长。)

传承的温度

——评雷默《苍蝇馆子》

夏涵悦

雷默的短篇小说《苍蝇馆子》以离乡者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小镇老街上的家传打面店里的故事。

在创作谈中,雷默自述:“《苍蝇馆子》是借乡愁写世道变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苍蝇馆子,这个馆子寄托了人与人的情感。”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离乡的“文化人”,对于家乡有一种朦胧的隔阂感,苍蝇馆子作为“我”儿时的回忆,是“我”与家乡连接的依存。“我”表面上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冷眼旁观,实际上却由衷地希望苍蝇馆子能够一直经营下去。小说通过“我”回乡时跳跃性的叙述,展现了故事主人公刀锋对苍蝇馆子从最初的抗拒到最后认同的过程。刀锋的父亲银灿从他父亲那里接手了祖父留下来的苍蝇馆子,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想要把这家店传给初中辍学的儿子刀锋,却遭到了刀锋的百般抵触。刀锋是个受到商业文化浸润的孩子,以“长大有皮鞋穿,有汽车开”为人生理想,纵然无奈接手了面馆,也从未定心于此,反而渐渐迷上了打牌、赌博,在多处借了高利贷,逃亡异乡。在被追债人打断腿后,无处可去的刀锋幡然醒悟,回家重新张罗苍蝇馆子。小说讲述的是刀锋故事,体现的却是“我”自身对于回归传统的期望。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势必会经历一个强烈的冲撞期,如刀锋一样处于这一时期的青年们,难免对传统文化怀着质疑和抵触的态度,他们最后能否以包容的态度接纳传统,是未可知的,尽管怀着乡愁的人们总是希望传统能够得以存续。

小镇、老街构建出了苍蝇馆子所在的空间环境:一个有自己独特韵味,饱经风霜,颇有历史感的地方。它虽然和外界保持接触,却不同于瞬息万变的城市,有着自己不紧不慢的格调。苍蝇馆子的墙壁被火烧得发黑,正与老街相称,体现出小店有温度、有记忆的特点。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故事,也自然带有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并不来源于什么大事件,而是来源于小镇居民们一天天堆砌起来的生活史。市井是最能体现民生的地方,而饮食则是市井中最让人牵肠挂肚的东西,有了食物,便有了烟火气,便有了生活。老店不仅能给人带来味蕾上的亲切感,它更是记忆的存载体,是日新月异的生活中不变的坚守。打面的配菜猪肉、咸菜、豆芽和大蒜都是家常的普通食材,却各有各的讲究:“咸菜一般为鲜嫩的腌萝卜菜,看上去泛青,不是黄透的那种,黄了就熟过头了,味泛酸。豆芽是绿豆芽,早市上刚买来,玉骨白嫩,上面沾着水珠......”这些朴实的食材正像是小镇上认真生活的人们,用自己的情调将平淡的生活演绎得多姿多彩。打面店虽然名叫“苍蝇馆子”,因起先兼具了茶馆的功能,并不是人人都吃得起的,而在小说结尾,刀锋却将它经营成了一家平价面店:“每碗七块,老人、小孩、残疾人,一律五块”。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刀锋却不再像从前一般想着如何轻松赚大钱,而是一心延续自己家“咸菜肉丝笋片面”,让它成为居民亲切的陪伴。他的这一做法,体现的正是对于传统的认可和回归。

雷默的语言平实而富有生活气息,像是一缕照在小街上的阳光,平静地注视着小镇老街的变化,注视着街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台球室、棋牌室、游戏机房以及发色炫目男女,注视着刀锋的出走和回归。人来人往的老街是一个无声的见证者,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无论历史如何更迭,时代如何变化,民众对于生活的热情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时光它绵长而包容,赓续着旧的记忆,接纳着新的风尚。苍蝇馆子能够经久不衰,也正是因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积累了传承的温度。

(夏涵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密码的“隔”与“不隔”

——读雷默的《密码》

陈怡彤

没有刺激感官,没有一味求新,雷默用一贯冷峻的语言完成了《密码》的叙事。小说讲述了大学毕业之际,女友苏梅跟“我”回厦门见家人的故事,故事的推进,正是密码逐一解开的过程。

密码是雷默设置的隐喻,它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虽无形,却经由我们的想象和感受真切地存在着,将世界分割成密码锁内和锁外。密码的真实可感,是因为我们总能找到前因后果:山东厨师把精致的粤菜烧成了东北菜的豪爽模样,空间的阻隔、气候的差异是南北之间密码、隔阂形成的原因;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在“我”眼里越来越像个怪物,真相的延迟使“我”对母亲产生了间隙;“我”和父亲在苏梅面前谈论母亲的病症时经常使用闽南话,听不懂闽南话的苏梅被我们隔绝在外,主动使用闽南语这一行为其实暗含了现实的艰涩——“我”和苏梅不上不下的关系,家丑不可外扬、亲疏有别的观念,“我”和父亲的尴尬……

人们总是偏好稳定的事物,对稳定的追求会让人拒斥“外来因素”。正如小说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个体,他们凭借着地域相似性寻找到自己的同伴,形成群体,这些群体经过一次次的设密,组建出了无形的秩序以维持着内部世界的稳定。苏梅是哈尔滨人,当她听见刚上车的福建人嘲笑大厨将粤菜烧成东北菜的模样时,“翻了翻白眼”,嘀咕他们有地域优越感,瞧不起东北菜。个体在所属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建立起了认同感,通过贬低其他群体,进一步探求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联。

密码是一种“隔”,也是一个“勾子”,引得锁外的人总想突破隔膜,走进那个未知的锁内世界。在小说中,“我”和父亲用闽南语谈论母亲的病情时,苏梅总让“我”用普通话向她解释;母亲患病后沉默寡言、一动不动,“我”一直渴望了解她;父亲和苏梅之间有“沟通障碍”,苏梅经常让母亲作“中介人”……密码的“勾子”功能暗示着破坏与汰旧,而与之相伴的往往是弥合与新生。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最后苏梅加入了“我”和父亲的对话,父亲和苏梅因为都不喜欢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变得“志同道合”,“我”得知了母亲背后的故事,苏梅的父亲得知了女儿的近况。小说的主人公们勇敢地拥抱亲密关系、血缘关系等情感联系,让我们看见了密码由“隔”转为“不隔”的可能性。就这样,苏梅和“我”这两个“外来因素”顺着情感的纽带融进了锁内世界,锁内世界的一切和“外来因素”重新编排,开启了一轮新的循环。

读《密码》这篇小说很像在冬日经过一条河流,河流不经意地缓缓流淌,但当你即将离开它时,暖阳照在河面上散射出的光亮又会引你逗留。在后半部分,小说开始解密,最终以母亲想起“我”是谁后戛然而止。这令人诧异的结尾同时伴随着一团悲哀,连解开密码后的喜悦也化解不开。些许是密码解开后又揭示出了一片更大的混沌吧,那里夹杂着人生的无常。毕竟密码不是故意设置的,背后总是有一系列因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但“我”和苏梅明明相爱却最后分离的情节又让人想到密码有时候又不完全受制于因果,人生的无常就在此处用孑然一身的预言恫吓我们。比起用“赤条条无牵挂”进行自我欺骗,我更愿意用《死亡诗社》的台词“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伟大的戏剧正在继续,你可以奉献一首诗”,拥抱无常,因为它让我们即使悲伤仍能拾起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陈怡彤,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18汉语言文学班。)

挣扎在冬日

——读《飘雪的冬天》

江妍逸

雷默的《飘雪的冬天》围绕着南田父亲——一个大半截身子已埋进黄土的身患绝症的老人的生死故事展开。小说开篇便是“这冬天怎么熬过去”的发问,定下沉郁的基调。老人终究在寒冬腊月里燃尽了生命的烛光,南田一家“循规蹈矩”地完成了他的身后事。

判断小说好坏的标准在于其“容量”以及所带来的思考想象空间的大小。《飘雪的冬天》是一篇极具生活况味的小说,作者将人性放在“生死”这个严肃的话题面前进行畅快淋漓的解剖,使一万五千字左右的篇幅拥有了沉甸甸的巨大容量。小说主线清晰简单,但作者的重点并不仅在情节构筑上,由主线所抽生出的枝枝蔓蔓,构成了一个宏大的为人性充斥的世界,这才是小说的重点、精髓所在。

小说主要有三部分场景,第一部分是父亲去世前的一段生活,第二部分是父亲去世后,亲戚朋友们料理其后事的经过,最后部分则是所有事情告一段落后,家人围坐小叙之事。在这些场景中,工作与家庭,婚姻与家族,亲情与利益,生死与宿命等被作者悄悄摊开,轮番研讨。

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使得主人公南田的生活重心呈现出多样化。南田明知父亲“命不久矣”,理应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却仍然选择奔赴工作岗位,回到妻、子身边。面对母亲提出的“打声招呼”再走的建议,他也以父亲难得安睡为由拒绝了。现实无法令人停下奔波的步伐,子女与父母间的情谊在逐渐复杂的生活内容里慢慢丧失地位。当父亲的一生即将划上句点,究竟是唤醒父亲,与他做一个周全的告别,还是以不打搅其“安好”的借口逃避诀别,这是一个无解命题,而人世的艰难也常在一刹那之间。

男性在情感方面向来比女性来的内敛,父子之间流淌的往往是一种坚毅却克制的情谊,而女性便常在这种关系中扮演涓涓细流。经历数天的阴霾笼罩后,南田需要来自小家庭,尤其是来自妻子的慰藉。而南田与其妻秀萍,却正在经历婚姻的冷淡期。秀萍并没有给他建构风雨后的温馨港湾,无论是南田看望父亲回家后,还是得知父亲去世后,秀萍似乎仅处于一个旁观者、边缘化的位置,参与度、热情度甚至不及丢失儿子的那对夫妇。文章末尾部分写到丈夫两兄弟与母亲讨论“人情簿”被秀萍撞见一事,秀萍的反应是“慌张”的——由此,儿媳与丈夫家庭的隔阂与疏远,此种互为推阻的婚姻关系借助父亲病逝的契机被置于台面之上缓缓展现。

回归到父亲之死。在本应肃穆的葬礼之事上,道士班子的挑选问题令二叔和堂哥大起间隙;入殓时的形式化和粗鲁草率的动作,仿佛“在合伙欺负已经不会挣扎的父亲”;做道场这场仪式,在南田舅舅眼里只剩“这道场卖力的,很热闹,钱花得值”;火葬场的老人用火钳捣碎头骨和肋骨……微带调侃的笔锋,描绘出了刺痛却真实的生活事实。除却至亲之人的沉痛哀悼,其余大部分参与者只将葬礼当做陪伴死者走完最后一程的仪式,或者一场利益纠葛、人情往来的机械化的形式。作者将亲戚间的纠纷安排在葬礼这个背景下,又多了一层疏离的意味,与“无甚关系”的“那对夫妇”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死是令人沉痛的。老人逝世,家里年少的孩子却不知伤悲,仍旧追逐嬉闹,令人反添哀愁。父亲临走的晚上曾说“我这两个儿子都送不到我的”,父辈养育子女一世,临终时终究是孤身而去。南田的哥哥南华在父亲火化时回忆起“十多年前,奶奶火化也是这个炉子”,此类简单的叙述,却都隐藏某种宿命般的不可诉说的神秘感。入殓时被错拿的皮手套,那对夫妇中的妻子高喊的“别进火葬场,看到炉子赶紧跑出来,不要留在里面”,母亲说的“你们爸爸死了还在为你们考虑”,听完丈夫火化之后的腿骨跟老虎骨头一样粗壮后很是受用等诸多细节,又使“生”与“死”通过活人的寄托与缅怀有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丧礼终于完毕,母子三人拿出人情簿,梳理完一系列人情关系后,母亲哭了。身体陡然放松下来后,对丈夫的怀念,对人情交往的担忧,对未来独居生活的恐惧,使得母亲的内心轰然倒塌。所幸这个飘雪的冬天里,还有热心乡人老郑的雪中送炭,邻居夫妇从始至终、尽心竭力的帮助,这些都使千里冰封的大地开出一树树梅花来。

小说文辞细腻,平静克制,虽无大喜大悲之词,却常让人在看似波澜无风之处潸然泪下。通过冷静甚至微带戏谑的口吻,作者为我们缓缓铺展开生活画面,道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对生死的体悟。

(江妍逸,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18汉语言文学。)

“有限”和“全知”的推拉

——评雷默《飘雪的冬天》

徐千惠

雷默的短篇小说《飘雪的冬天》讲述的是儿子南田回乡探望病重的父亲,返城之后得知父亲去世,又匆匆返乡参加丧葬的故事。故事从南田的视角出发,描写了丧葬前后的那些事。全文以第三人称“南田”来进行叙述。第三人称既可以用有限视角的展开叙述,也可以用全知视角来整体把握,雷默在文中将这两种视角结合得恰到好处。

围绕着南田一家,雷默用比较细腻的笔法刻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辅之以冬天灰色的丧葬背景,展现了普罗大众的情感与生活。文中有多组家庭关系,有以亲缘组成的大家庭,南田自己的小家庭,还有邻居夫妇的家庭,雷默没有直接描述家庭之间或者家庭内部的亲疏,而是通过一次悲伤的葬礼,通过人与人的交流,侧面地勾勒出来。这一切都以南田的视角记录下来。

故事开头部分的主要人物是南田兄弟和他们的父母。隆冬时节,南田父亲生命垂危,这里的冬天不仅是季节上的冬天,同时也是父亲生命的隆冬。南田预感这是最后一面,但因为各种原因必须离开父亲,返回城市。故事从他离开开始写起。母亲硬是塞上的酱鸭,兄弟凶巴巴又是关怀的话语都像是这尘世间的一个缩影。在这部分的写作中,雷默用有限视角简单地描述了人物之间有来有往的对话和神情。这样的描写给了读者一个自由选择身份的机会,避免了全知全能视角的详尽叙述,而给读者带来内心想象力的限制,反而对文本背后的故事失去兴趣。

视角的变化带来的是人物的心境上的变化,故而雷默顺势转变了人物叙述的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感受到场景的切换带来的心境相应改变。

南田下火车站后,读者跟随南田的视角进入新的场景,即南田的小家庭。与之前的笨拙的爱的表达不同,南田自己的三口之家极富矛盾性,一方面是南田与儿子之间的爱意满满的互动,另一方面则是夫妻之间存在隐性的濒临崩溃的矛盾。这里的语言对话产生了空白,为了缓和这一矛盾,雷默在中间南田洗碗的时候,让他的思绪飘忽了一会,写作视角也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切换到全知视角,以便对于南田内心进行洞察。分别之后,南田的心像是不受控制般地飞回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这样的思绪飘忽也是儿子不善表达的默默的爱。

突然,父亲去世了,随着丧事快节奏甚至有些无序地推进,雷默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人间百态。南田返乡,场景切换回老家后,作品回到了有限视角,只借南田视角看人或者事。这样的变化切合了人物内心的改变。南田回到家中,疲惫不堪的精神在洗碗的闲暇时刻放松下来,思绪有了飘忽的余地,而反观丧葬现场,南田作为子女,和哥哥一起负担起葬礼同时要抚慰痛苦的母亲,他的精神回到了从前的紧绷状态,没有了松弛的余地。

在葬礼上不论是堂哥还是二叔或者是来接他的老郑,都是人情的往来,交织着些许的市侩,特别是二叔的碎嘴子,这让南田感觉有些许不适,但雷默没有将笔墨着眼于南田心中对这些的感慨,只用简单一句“二叔好像对堂哥意见很大”就带了过去,千丝万缕的内心活动,在兄弟之间内心相靠依中化解。

邻居夫妻的故事也是用全知视角进行插叙的。这一插叙让因纷杂的环境而加快的节奏在出殡前的那个晚上和缓下来,给了人物之间充足的交流,同时让邻居夫妇的出场合理化,使故事完整化。同时,在大的框架里套进次要人物的故事,也丰富了故事的层次。在这个最让人悲伤的冬天,也是这对夫妇的作为让南田的内心有了慰藉。

此外,南田和妻子在这一夜寥寥几句对话也补足了前文中夫妻之间心理上交流的空白,虽然这里对于南田的内心描写可能只有只言片语,但“满则溢”,太多的心理描写会减少读者对于主人公内心的想象,而恰当而细腻的语言描写辅以简单的心理勾画让这一部分变得生动而又丰满。

故事里,爱意顺着奇妙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共享,串联成了密不可分的一条线。这是雷默巧妙的地方,他通过各种人情冷暖,把全部人物都浓缩在一次丧葬上,通过有来有往的推拉,结合全知和有限视角的切换,让整体节奏舒缓有度,没有渲染浓重的悲伤,却让人感其心,体其感。

(徐千惠,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18级汉语言文学班。)

衰微冬日的火光

——读《飘雪的冬天》

陈可儿

《飘雪的冬天》是作家雷默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前三分之一围绕南田一家展开,描述了南田父亲生前最后的时光。冬日的周末,南田与哥哥南华回到家乡照顾病重的父亲,在他回城的第二天,家乡传来父亲过世的消息,继而转入奔丧故事。小说的主要篇幅落在南田回乡奔丧上,从请金刚抬棺材、请道士做道场、请账房先生做人情,到将父亲入殓火化、送入公墓安息。这部分中,有血缘关系的亲眷——二叔、堂哥、舅舅,没有亲缘关系的外人——金刚、道士、走失儿子的邻居夫妇等人陆续出场。在巨大的伦理格局中,人情利益暗潮涌动,人们表现出了几乎截然二分的态度。

人类的悲欢并不一定相通。无亲缘关系的金刚、道士们,将父亲的丧事视为谋生的金钱来路。道士们在下午三点姗姗来迟;金刚们捆绑父亲遗体的双手像捆绑一把柴火。亲眷的凉薄让这衰微的冬日寒冷刺骨。南田的儿子乐乐,年岁尚小,不明白生离死别的意义;舅舅听着道士们的器乐演奏,只觉得十分热闹、钱花得值,待到了深夜,盖着两条毛巾毯在藤椅上打着盹;堂兄被请去做账房先生,捧着记账簿在门口乐呵呵地与亲友们唠着嗑,仿佛在办一场红事;二叔只计较抬棺材活计的蝇头小利,甚至在众人面前争执。南田的妻子与公公亦是疏离的,她淡淡地询问公公的景况,得知公公去世后,内心未起波澜,唯有在结尾处被婆婆问到人情之事时,才涨红着脸说无礼。南田兄弟虽然“溢出眼泪”,但也像是为了完成一份工作,七手八脚地抬着父亲的遗体往外走,甚至将邻居夫妇的皮手套混入父亲的遗物中燃成灰烬。

就像小说中写冬天火车车厢内外因为隔着一层玻璃而划成暖春与寒冬两个季节,人与人的情感共鸣似乎也隔着一层玻璃。作为彼此尘世人生的匆匆过客,人们大部分时候只愿意顾及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南田兄弟,在殡仪馆告别的最后一刻,显露出来的仍是最普遍寻常的人性——想去看看火化的尸体能否坐起来。各人有各人的生活,而那一个父亲的形象,在他故去的瞬间,便已然从生者的生活中剥离出去。

在读者心意渐凉的时刻,却总有那么些渺小而坚执的人,愿意在路途上停下步伐,点燃起人性的火光,或许只是短暂而无言的陪伴,却也给予尚生者振作的力量。南田母亲与失去孩子的邻居夫妇,提供了人性温暖的向度。儿子们成家立业之后,母亲唯有她的丈夫罢了。她嘴上一刻不停歇地抱怨着丈夫,但也包容他,以自己的方式关心他;丈夫死后总是红着眼眶,不停地掉着眼泪。那对邻居夫妇是最具温情的存在,在南田父亲病重时便主动请求来帮忙,父亲去世后,他们又甘愿帮着南田一家守夜,毫无怨言亦不求回报,甚至在人情簿的账单上贴了两千元血汗钱。鲜明的对照中,更感到这些温度带着微弱却有力的热量。生死两茫茫,对生者来说,该放手时就应该利落地告别,而在获得这重新启程的勇气之前,即使是那一点点温暖的火光,也能成为抵抗冰冷的慰藉。

在飘雪的冬日沉闷阴郁的基调里,凉薄的他人更添一笔寒意,而充满温情的人们燃起的火光,让这雪天明亮起来。即使再冷,仍然会有微小而柔软的美好人性,给生者、给人间以温暖的照耀。于是,我们背负着这温暖,继续前行。

(陈可儿,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18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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